在我们与中国军事、外交和经济等领域主要政策制定者的一系列其他会议中，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热点话题。
一着棋对，满盘皆活，如果上述改革能够实现，就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像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乃至于教育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会迎刃而解，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大踏步地前进。因此，内心里没有道德上的约束，偷叫用得着，贪污叫有本事，这样势必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对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进行量化分析，如科技创新能力、ROP指标、TEP指标、清廉指数、环保指数、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指数等等。2012年党的十八又尖锐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国有经济放弃控制力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应当放弃控制力。改革开放前，我国搞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致使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从表面上看，国有企业形势喜人，可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资源的大量投入和运用行政手段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获得的，例如国有银行业的暴利就是靠国家规定的巨大存贷利差获得的，这些暴利一部分自于民营企业的正常利润，另一部分来自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所以，近些年来，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群众的实际收入增长迟缓，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逐年降低。
党的十五大讲，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可是，十八大试图在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实现三个平等，即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自贸区之所以敞口向外，是因为它的做法不能在自贸区外实行，否则会与国家利益或国内的经济活动有冲突。
到目前为止，自贸区方案中金融部分也只有两条：一是金融制度创新，二是金融服务。当时2003年温州也就是在农信社试点利率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均可以上浮。我感觉把金融制度创新放进自贸区改革方案，给监管部门、给上海、给自贸区的管委会都出了一道难题。现在我们搭载了过多职能，反而削弱了自贸区本来有的职能。
我认为，三年里上海如果丢掉自贸区本来职能去搞其他的实验，会得不偿失。当然，资本账户开放了，境外资本会在中国有更大的利益分享机会，但也有巨大风险。
张军：这个你要去调查一下，后来怎么样。《社会观察》：对，我当年也参与报道过。《社会观察》：当年洋山港建成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数据，上海港国际集装箱的中转比例连2%都不到，跟新加坡、香港，乃至韩国的釜山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许要问一下自己，这些好事为什么不在更大的范围内迅速推开做呢？好像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必须要限制在封闭的区域。
政府职能转变和审批制度改革，本来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也不需要试验。这就跟我们设立自贸区的目的冲突了。张军：在自贸区里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二线就是设一道铁丝网，跟腹地的经济隔离，但是对广阔的海外市场，是畅通无阻的，像当年深圳特区的隔离一样。《社会观察》：金融说白了就是资金流动，一旦开口子，很难封闭运行。
现在我们的自贸区方案要求以服务贸易为主，我们的海关对监管货物贸易很熟悉，但现在服务贸易的核心还是金融，是资本的流动，一个单子出去了，我们不知道怎么监管，这又是一个难题。另外，香港与上海不同，上海自贸区内负面清单管理肯定要比香港严格得多，公布的方案中190项外资不能做，将来还要不断调整，香港不能做的就很少，所以对香港的冲击不会很大。
企业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希望利用自贸区机会，享受其制度上的便利，比如设立一个公司，可以自由调动海外资金，但是拿这些钱能不能到自贸区以外投项目？事实上是不能。回到最初，全世界自贸区就一个功能：扩大转口贸易。
上海再一次站在聚光灯下，这一次是因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能回答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这一次，上海如何担此重任，媒体热炒了几个月的自贸区究竟能做啥？《社会观察》记者近日采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新一届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军。全球40%的自由贸易区在亚洲，因为亚洲有很多小型开放性经济体，比如香港、新加坡。好像几年前，温州搞金融改革试验区，当时讨论得很热烈，后来发现不行，因为金融改革放在一个小的地方有设计上的局限。过去十几年，香港已经在这方面受到大陆港口的冲击，港口地位在下降，再搞一个自贸区，香港转口贸易还会下降。
大家都把自贸区当成了金融创新实验区，所以大家都在发挥想象力，越是这样，越把自贸区问题搞复杂了。不过，我看到你在微博上说，自贸区显然被赋予了过多的实验功能和期望，为什么这么说？ 张军：自贸区原本就是促进上海及周边地区扩大贸易，提升上海产业能级，促进上海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
不过，在过去的10年，政府批准了数十个国家级的实验区，但除了一块牌子，没有什么可以实验的东西。全球数百个自由贸易区，大都是转口贸易区，香港、新加坡、迪拜及法兰克福都是如此。
《社会观察》：具体怎么讲？ 张军：制度创新对经济的效果，取决于这个制度是不是能在一个更大、更开放的区域里施行，太小的区域，很多制度没法发育，也不一定有什么推广的价值。自贸区方案规定只能在区内做生意，事实上这些企业希望在自贸区以外做生意，因为关内腹地更广。
《社会观察》：既然你认为自贸区只能回归到原本的功能，扩大转口贸易，那跟以往的保税区又有什么区别？ 张军：香港作为自由港，货物能自由进出，而且又有各种保险结算的服务配套。 不是金融改革试验区 《社会观察》：所以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说，千万不能把自贸区理解成为金融改革试验区。但是把更多的制度创新、金融改革的试验，让自贸区来完成，通过自贸区向其他地方复制、辐射，让人觉得有一些匪夷所思。 监管难题 《社会观察》：还有人设想要在区内搞诸如商品期货、人民币债券投资等。
投资便利化受28平方公里限制，功能很有限，加上负面清单管理，很多行业外资仍然不能进来。但是金融很多内容，要在大陆产生效果，必须拿掉这个铁丝网，但现在不能拿掉，所以某种意义上这种金融创新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因为对大陆经济不会产生效果。
不过方案要求，金融创新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结果这些农信社存款大增，其他银行很不满，另外农信社的存贷比大幅上涨，导致贷款压力很大，后来不巧又碰到宏观调控，银根紧缩，民间信贷又活跃起来。
在税收上，自贸区明确说没有税收优惠，香港在税收方面就很有优势。我们在最需要外资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做，现在还需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要谨慎地决策。
其实审批制度的改革，政府职能改变，这些改革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推广试验，没有什么风险，不需要嫁接在自贸区上。张军：大陆还是实体经济主导，做转口贸易只符合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港口城市，想扩大转口贸易，要发展服务业。如果真以金融改革来讨论自贸区未来发展，自贸区就变成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区，就像当年浦东申请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样。降低准入门槛，以前限制的行业，比如演艺娱乐机构、游戏游艺设备生产向外资放开，还允许外商设立独资医院等。
服务没问题，但金融创新，比如区内资金自由进出，人民币可兑换，必须在28平方公里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否则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冲击。不搞自贸区，也要这么做，因为这些改革没有风险，不需要在封闭的试验区内进行。
别说它们了，就是几大外资银行，汇丰、花旗等已经在自贸区设立了更高一级的分行，但是你问它开展什么业务，它们也不知道。因为上海与东部沿海港口形成联动，会吸引更多货物贸易在此中转。
我个人看法，自贸区还是应以转口贸易为主，也就是在原来保税区的基础上升级换代，要提供像香港、新加坡一样的配套服务。中国这么大，沿海即使搞10个贸易区，转口贸易也不可能占整个经济很大份额。
